《南风窗》2002年九期下，以《教育，为什么》为题，发表了一组令人深思的调查，同时重新发表了陶行知先生1927年的一次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的讲演：《再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革》。我读了以后，心潮翻滚，觉得有话要说，非说不可。
　　 《教育，为什么》的策划人语，在三个调查文字前面不断发出“为什么”的疑问：
　 　 “高校学费十年涨了100倍，为什么？”
　　 “种十亩地养不活一个大学生，为什么？”
　　 “乡村出的大学生越多，经济反而越落后，为什么？”
　　 “究竟为什么？”
　　 “教育本身为的是什么？乡村教育要承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？”
　　 这一个又一个的“为什么”，推出了一个不得不进行根本改革的话题：应当尽快重新设计一个有活力的、以乡村建设为本的乡教评价体系，使乡村教育成为陶行知先生所说的“活的乡村教育”。
　　 陶行知先生的讲演，批评“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，完全走错了路”。错在哪里呢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错在“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”，“教人吃饭不种稻，穿衣不种棉，盖房子不造林”，“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”，等等。今天看来，这种错误的教育依然在延续，至少乡村教育是如此。
　　 反思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端，我以为最严重的就是统得太死，缺乏活力，尤其是乡村教育。一直以来，我们的教育总是强求“统一”：统一招生便有统一考试，统一考试便有统一教学大纲、统一教材，而后所有的教学活动统统围着教材转，逼迫人们去应付一年一度的统考（包括中考和高考）。这种应试教育，城市暂且不说，在农村，则是全不顾乡村对教育的真正需求，把农村的孩子逼上一条道——去挤“独木桥”。要知道，这些孩子在九年义务教育中所学的知识，基本上是专门为统考而设计的知识。这种与乡村生产、生活严重脱节的知识，如果不去应考，在乡村能派上什么用场？如果去应考，又有几个能上得起大学？就是考上了，那高昂的学费，怎么负担得起？
　　 湖北京山那份《念书赔本？》的调查报道了小镇盛传的一个定律：镇下辖的29个村中，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，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便越靠后；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“高”，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就越不济。胡家棚村的村支书王胜将这一现象定义为“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”。这原理着实让人苦笑。而考上了的，光靠社会献爱心能根本解决吗？那么多的贫苦生，在毕业后就业尚是未知数的情况下，有多少银行肯慷慨贷款？何况他们将来会成为城里人，于乡村建设不会有太大的意义。而那些落榜的乡村孩子，空有一堆在乡村难以用得上的知识，只好抛弃土地农田、牧场森林，离乡外出去打工。年复一年，乡村恐怕只剩下老弱病残，谁去改造乡村建设乡村？这不是乡村教育的悲剧吗？
　　 多少年来，我们的教育一直把城市作为重心，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大部分的资金被城市占用了，而占人口80%以上的乡村，投入极少，更不必说输送优秀教师，投入乡村教育研究力量了。这是很不正常的。而今不少地方热衷于建“国际大都市”，似乎如此以来便与国际接轨了。这真是愚蠢啊！试那些具有国际大都市的国家，哪一个的乡村不是同步建设的？
　　 毫无疑问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，都不能离开乡村的发展。教育亦然。按照木桶理论，盛水量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木板。乡村教育这块木板如果不变短为长，甚至越来越短，中国人口的总体素质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升，乡村的面貌，尤其是贫苦地区的面貌，就难以得到迅速的根本的改观；而抛开广大乡村，让城市单方面去发展，难保不成畸形。
　　 显然，要根本扭转当今乡村教育的现状，建设陶行知先生所说的“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”，就必须认真反省乡村教育的方向。这里有两点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乃至实施日程：第一，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，完全由国家承担，哪怕削减城市教育经费也在所不惜。第二，彻底改革乡村教育，给乡村教育的目标、任务进行合理定位，设计符合乡村生产、生活实际的教育蓝图，根据地域特点（平原、山区、草原、湖海等）编制丰富多彩、切实可行的大纲和教材，并输送优秀教师。这也许相当艰难，但不改革焉能有出路？如果真正得以实施，则不但乡村前景一片光明，而且城市的前景也是一片光明，国家的前景更是一片光明。
　　 转自：博客中国